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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赫煊通电全国的同时,国党和共党相继发了通电。
许多没能力自设电讯室的小报馆,直到半午才接到消息,随即慌慌张张的准备发号外。
北方事变,举国皆惊!
身在庐山的常凯申,紧急召开军事会议,随即电令宋哲元:“宛平城应固守勿退,并须全体动员,以备事态扩大。”
当天下午,红军各部将领联名电告常凯申:“红军将士,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,为国效命,与敌周旋,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。”
事实,在七月七号那天,周公便已经来到海,同行的还有博、林二人。他对地下党员做出七月指示: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,不可避免……不久,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变,形势会急剧变化。对此,我们思想必须有足够的准备。”
周公这番话说出口,还不到12个小时,卢沟桥事变发生了。
紧接着,周公又以看戏的名义,借黄金大戏院的办公室,与化界和统战人员座谈。
此次座谈,被誉为“海化史一个转折性事件”,自此之后,左翼人纷纷成立爱国救亡组织,并把矛头从阶级斗争转为对日抗战,各种各样的爱国救亡诗歌、小说、散、话剧…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……
海,公共租界。
邵洵美和徐志摩二人,正忙着筹备《春望》诗刊编辑部。印刷和发行事宜由邵洵美负责,稿件的收集和编辑由徐志摩负责,戴望舒被请来兼职做副总编,《春望》诗刊的封面由刘海粟专门设计。
辛苦了两三日,办公地点已经选定,诗刊的版面设计也差不多搞定。
张嘉铸则负责编辑部的装修,其实没有那么麻烦,随便弄些办公桌椅进来即可,连墙壁都用不着粉刷。
徐志摩一大早来到编辑部,屋内搬搬下吵得厉害,他干脆拿着稿件跑到阳台去看。
“写的什么狗屁!”徐志摩顺手把诗扔到地。
戴望舒捡起来一看,顿时笑道:“郁达夫的诗你也扔,不怕创造社那帮诗人找你麻烦啊?”
徐志摩讥讽道:“他那也叫诗?”
戴望舒劝谏说:“周先生创办《春望》诗刊,是想团结各派诗人救亡图存。人家创造社积极响应,郁达夫专门从福建寄来诗稿,怎么也要给点面子才是。”
“我是事论事,并非徇私报仇。”徐志摩解释道。
新月派和创造社,以前是打过笔仗的。
徐志摩暗讽创造社是“坛细菌”,破坏了国学的健康和尊严。而创造社则讥笑徐志摩为“小丑”,指责胡适为“妥协的唯心论者”,说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“绅士”。
以两派历来的矛盾而论,说实话,徐志摩担任《春望》诗刊主编,人家创造社愿意投稿已经很给面子了。
戴望舒继续劝道:“志摩兄,这首郁达夫的诗,你还是刊发吧。郁达夫名气大,读者也多,有利于诗刊打出局面。”
徐志摩激动道:“名气再大,也要用作品说话,你看看他写的都是什么东西!”
郁达夫寄来的这篇诗稿,是他在福州凭吊戚继光祠时写的,名为《游于山戚公祠》:于山岭戚公祠,浩气仍然溢两仪。但使南疆猛将在,不教倭寇渡江涯。
这首诗怎么讲呢,说好听点字质朴、雅俗共赏,说难听点不不白、技艺拙劣。
能入徐志摩的法眼才怪了。
戴望舒见徐志摩死不松口,建议道:“不如,选郁达夫去年写的那首词?”
“哪首?”徐志摩问。
“《满江红》,也是凭吊戚继光的。”戴望舒找来纸笔,迅速把郁达夫去年的作品默写出来,这记性也是够好的。
徐志摩仔细品鉴一番,点头道:“这首还勉勉强强,选这首了。”
《满江红》:三百年来,我华夏,威风久歇。有几个,如公成,丰功伟烈。拔剑光寒倭寇胆,拨云手指天心月……愿英灵永保,金瓯无缺。台畔班师酣醉石,亭边思子悲啼血。向长空,洒泪酬千杯,蓬莱阙。
戴望舒又问:“周先生有新作吗?《春望》创刊号,怎么也该刊一首他的作品。”
“还没收到,他说正在创作当。”徐志摩道。
在此时,楼下街头报童狂奔,大喊:“号外!号外!卢沟桥发生事变,日寇进攻宛平城!号外!号外……”
徐志摩和戴望舒对视一眼,俱都看到对方眼的震惊。
戴望舒喃喃道:“都被周先生料了啊,真的在一周之内发生事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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