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，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——

第一，国家教育重心，由战前的高等教育，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，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。

国府明令规定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，每保设国民学校，均包括儿童、成人、妇女三部分，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。

当然，不喜欢国党的朋友，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。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，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，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。

不过在1940年以后，由于地方财政困难，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，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“特种基金”纳入预算，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。这一举措，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，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。

第二，中高等教育，由战前的精英教育，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，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。

以前能读大学的，除了师范专业以外，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，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，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。

但在抗战期间，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，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。别说让他们交学费，就解决温饱都够呛。

于是国府采取“贷金”制度，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，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。到后来，“公费生”取代了“贷金”制度，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。

贷金制和公费制，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、读大学，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，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，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。

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，但至少能吃饱饭，至少能读书不是？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，毕竟国家财政困难，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。

整个全面抗战期间，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，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。

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：“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，对得起国人。”

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，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，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，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。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，在外面受欺负，家里也饿着肚子，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——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。

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，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，涵盖18省6市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，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，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，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，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。

当然，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，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。工资太低、吃得太差、条件太苦…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。

特别是在大学里面，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，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。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？

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，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会主动发给你国党的党员证。有些人对此无所谓，有些人则坚决反对，比如闻一多。

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，听说有人要来发党员证了，他立马跑路。被人堵在家里劝说入党，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，甚至孔祥熙等人来做说客也没用。

但张伯苓终究还是入党了。

半个月前，国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自拜访，领走时把一张党员证放在桌上。张伯苓本想退回，但打开证件一看，发现入党介绍人一栏写着“常凯申”，他只能苦笑着收下。

……

陶行知离开没几天，张伯苓也来到了周公馆。

张伯苓不是来找周赫煊筹款的，虽然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属于私立，并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“贷金”扶持，但张伯苓根本就不缺钱用。他是弄钱的高手，以前张学良主掌华北时抢着给他捐款，现在常凯申同样主动给他捐款。

在各方机构都资金缺乏的时候，张伯苓甚至有钱接管其他学校，比如三年前就把自贡的蜀光中学并入南开系统。

周赫煊抱拳道：“什么风把伯苓先生吹来了？”

张伯苓开玩笑说：“我是来给学生做家访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