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寅恪就更悲观了，直接在诗里来一句“南渡自应思往事，北归断恐待来生”。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，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，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

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，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，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？

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，书名便是引用于此，但未免有些不合适，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。

倒是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，在平津沦陷后，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，绝食五天，忧愤而死。

当然，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，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，爱国之心还是有的。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，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，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。

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，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。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，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，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。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，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，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，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。

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，他在抗战初期，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，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。

或者说从未改变，胡适一向是“实干派”和“悲观派”。

七七事变以前，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，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力量。一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，胡适又上蹿下跳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，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。

或许老蒋是被烦得不行了，才把胡适任命为特使扔美国去，随便他怎么在美国瞎折腾。

即便到了现在，胡适也认为中国抗战必败，除非美国能站出来拉一把。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写诗伤春悲秋，而是不遗余力的在美国做宣传。

以前胡适在国内写文章，经常赞美日本人的政治和文化，把中国的政治文化批评得一无是处，号召中国向日本努力学习。而现在，胡适极力美化中国、丑化日本，就为了能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援助。

胡适是天真的，也是值得敬佩的。

陈寅恪是真实的，同样也值得敬佩。

两人之间的区别，是文人在国难当头时不同的选择。

……

PS：有很多读者对前面的情节不满，还说老王靠卖肉为噱头。话说，周赫煊和于珮琛那事儿，能卖得出肉来吗？老王这几天都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资料，、和马吉的纪录片都看完了，再加上那些照片，说实话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

在码字的时候，老王不自觉代入主角。周赫煊整理的是第一手资料，更全面更直接更鲜血淋漓，他如果不受影响就是超人了。要发泄，一是看喜剧放松心情，另一种方式就是“性”，作者本人觉得是合理的。

当然，收了于珮琛也算完成一个剧情，因为真不知该怎么处理。历史上于珮琛的结局，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，但请不要在评论区和章节说里讨论，一切为了防止和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