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最搞笑的是，虽然戈伦茨在英国积极推广左派思想，他个人也极度向往社会主义，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资本家。他在伦敦的大房子里有10多个仆人，一所乡间别墅只是花匠就有3个。他出门坐的是可以躺着睡觉的订制豪车，每天中午都在高级餐厅吃饭，拥有两位数的女秘书，其中好些女秘书都发展为情人。

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，戈伦茨在事业上选择“超我”，在私人生活上追求“本我”。

矛盾吗？

似乎，也不矛盾。

趁着会议还没正式开始，戈伦茨悄悄找到周赫煊说：“周先生，我希望在英国代理出版你的全部作品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具体的合作我们私下再说。”周赫煊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英国大书商。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！”戈伦茨搞笑地笑道。

周赫煊下意识的感觉，戈伦茨宣传左派思想的动机不纯。如今英国出版业萧条，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，继而开始对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感兴趣，做为书商的戈伦茨或许只是为了赚钱才投身左派阵营。

不仅是英国，当下整个欧洲和美国，都在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缺陷，从而诞生出一大批“共产主义粉”。

同时“绥靖主义”、“非战主义”、“独立主义”思想也在泛滥，这两年美国销量最好的书，全都是一些反战文学作品。战争在欧美人民心中，被渲染为极端恐怖的事情，似乎整个人类都会因战争而灭亡。

这种发端于民间的反战思潮，自下而上的影响着各国政府。政客为了获得平民选票，纷纷把自己包装成和平主义者，并且实质性地在推行绥靖主义。

说得直白些，一战打得太惨烈，大家都怕了，不想再来第二次。

整个会议期间，周赫煊和孙夫人无疑成为焦点，因为他们是中国人。日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，接着又进攻上海，这是最近全世界瞩目的战争行为。

罗曼罗兰最先上台讲话，接着是爱因斯坦和马莱爵士，内容都围绕着“反战”这一话题。

孙夫人紧接着发言说：“对于欧洲人而言，法西斯正在壮大，战争迫在眉睫了。而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日本法西斯已经开始肆虐，战争已经切实的爆发。中国人正在抵抗日本法西斯，是人类抵抗法西斯的最前沿阵地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，而日本法西斯打破了美好的安宁。在日本人的铁蹄下，中国人民流离失所，满洲大片土地沦丧……这是丑陋的战争，这是可耻的侵略。中国人民必须站出来反抗法西斯，就像欧洲人民必须站出来反抗法西斯一样。朋友们，我们的追求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。我希望，中国人民不再孤军奋战，我希望，全世界的反战人士能够团结起来。在中国的东北，那里已经成为人间地狱……”

孙夫人显然早有准备，列举了许多关东军的劣迹。比如，日军残酷镇压东北民众，无端抢夺中国人的私有财产；又比如，日军为了防御苏联，抓捕奴役中国劳工修建军事工程。

特别是那些劳工情况极惨，关东军通过诱骗、强招和抓捕的手段，强逼他们去做筑桥、修路、采矿、伐木、挖山洞、修战壕等工作。劳工吃着变质发霉的粗粮，基本上每天都在饿肚子，而且还限制吃饭时间，超时就要被抢饭碗，甚至是殴打受罚。

多数劳工在大冬天穿着单衣工作，只用用水泥袋子、麻布袋子来御寒，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。夏季又要遭受蚊虫叮咬，各种流行病泛滥，疟疾、伤害夺取无数劳工的生命。而日本关东军从来不给予救治，劳工生病了只能苦熬，并且还要带病工作，熬不过去就只能被丢弃在荒野等死。

等孙夫人把这些情况说完，会场里一片死寂。

罗曼罗兰闭上眼睛痛苦地说：“愿上帝保佑中国人，魔鬼迟早要下地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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