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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叫杨淑芬的女学生，第二天便被周赫煊送回家中，临走时少女还有些舍不得，估计是对周赫煊怀有爱慕之情。

范哈儿刚刚坐船前往上海，周赫煊便见到了四川那位大资本家——卢作孚。

提起卢作孚，一般人都会联想到民生航运公司。这家航运公司，在日本侵华之际，转移了无数国家、民族资产和百姓群众，也载着无数士兵出川抗日。

但卢作孚不仅仅只搞航运，四川第一条铁路是他建的，四川最大的煤矿也是他建的，还有西南地区最大的纺织染厂也即将动工。

再过几年，卢作孚还会创立民国时期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——西部科学院，并在四川架设乡村电话网络，在重庆开辟温泉公园等等。修公路、开运河、办农场、建工厂、辟公园、设医院、建图书馆、建博物馆、建学校、建体育场、搞旧城改造……这位卢先生样样都来，而且全都办得很好，实业兴国并不只是说说而已。

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太祖曾说：“中国近代历史上，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。他们是：搞重工业的张之洞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，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，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。”

张之洞和张謇，想必不用多说，大家都比较了解。

范旭东则是天津久大精盐公司的董事长，自行摸索研发国产纯碱和硫酸铵等化学产品。周赫煊即将创办的搪瓷厂，其中许多化学原材料，都需要向范旭东的久大集团购买。

卢作孚能够与张之洞、张謇和范旭东齐名，可想而知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贡献。

“哎呀，周先生，久仰大名！”卢作孚高兴地和周赫煊握手。

周赫煊笑着说：“作孚兄，彼此彼此啊。”

卢作孚哈哈笑道：“我跟周先生不能比，周先生的全套学术专著，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房里。”

卢作孚最开始并非是商人，他是搞教育的，曾担任地方公署教育科长，主张“教育救国”。卢作孚有自己的教育理念，崇尚“通俗教育”，他曾在成都创建了诸多陈列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。

可惜因为军阀混战，卢作孚的教育事业两度夭折，心灰意冷之下才跑去经商。

所以说，卢作孚面对周赫煊时的热情，并非假意客套。他面容严肃地说：“周先生，你写的那本《菊与刀》，我反复读了十几遍，真的是句句如金啊！我去年春天到东北考察，亲眼目睹了关东军的种种行径，小日本狼子野心，早晚要武力入侵中国！”

卢作孚显然也预料到了东北危局，他去年从东北考察归来，立即向公司员工和学校师生做爱国演讲，揭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。他还写了本《东北游记》印刷成册，送给四川的军阀政要、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，并在重庆《星搓》周刊和《青年世界》杂志连载。

可惜，没几个人愿意相信，就算有人相信，也顾不上未来之事。

卢作孚反复阅读周赫煊的《菊与刀》，书中将日本侵华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甚至还预测了中国的抗日局面。卢作孚对此深感佩服，虽然他没有跟周赫煊见过面，但却早已引为知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