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狐德棻道：“立功，立言，立德，此乃读书人之三不朽！某虽然遭逢乱世，然有家族庇佑，不曾冲锋陷阵斩将夺旗，却是未曾为大唐立下尺寸之功。眼下某声名狼藉，已然传为天下笑柄，立德之说更是此生休提。人活一世，总归要留下一点什么吧？无能立功，无品立德，那也就只能凭借毕生所学，著书立说了。否则这一生犹如雁过无声，岂非虚度？”

令狐德棻为何性格如此暴躁、人品如此浅薄，依旧能够在士林当中享受如此之高的声誉，使得李二陛下即便满心不愿却依旧授予其礼部尚书之职位？

绝非其背后门阀之故。

武德初年，令狐德棻担任秘书丞。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。当时经隋末大乱，经籍图书大量散失，德棻向高祖建议，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，对献书者“重加钱帛“，予以奖励，对所收之书，“增置楷书，令缮写“。这个计划顺利执行，“数年间，群书略备“。

至武德九年李二陛下即位，已经“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“。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，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，并且已分类别，足见成绩之大。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，贞观年间，魏徵、虞世南、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，继续购求遗书，选书手、雠校百余人，缮写群书，藏于内库，由宫人掌管。

古代科技落后，文化传承极其艰难，稍有天灾人祸，便极易导致珍贵的书籍的散佚损毁，故而令狐德棻的这个建议一举使得天下大多数珍本孤本得以保全，颇受天下学士之赞誉。

然而仅此一项，并不能说明令狐德棻在士林当中的地位。

古代学士最高的成就是什么？

著书立说。

而著说立说之中最顶级的成就，便是修史！

令狐德棻对高祖李渊说：“窃见近代已来，多无正史，梁、陈及齐，犹有文籍，至周、隋遭大业离乱，多有遗阙。当今耳目犹接，尚有可凭，如更十数年后，恐事迹湮没。陛上既受禅于隋，复承周氏历数，国家二祖功业，并在周时。如文史不存，何以贻鉴今古？”

何谓“国家二祖功业，并在周时”？

隋代北周，唐代隋，一脉相承，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，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“八柱国“之一，死后追封为唐公，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，为柱国大将军。所以德棻指出“国家二祖功业，并在周时“。

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、隋、唐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，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，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李唐政权，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。

李渊如何能够拒绝？当即照准，于武德五年正式下诏修前代魏、周、隋、梁、齐、陈六史。

所以，大唐史学“创修撰之源，自德棻始也“。

这才是令狐德棻在士林当中底气之所在！

历经与房俊的数次争斗，令狐德棻终于算是看明白了——我跟那个棒槌斗个什么劲儿啊？输了颜面扫地声誉受损，就算赢了又能得到什么？说到底，不过意气之争罢了。

与其有那精力与房俊争来斗去，何不老老实实的编撰史书，将自己的名字传诸后世？

所以，令狐德棻悟了。

他看着一脸失望的宇文俭，意味深长道：“财帛富贵，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多了那些好处，吾等还是一日三餐、夜宿一榻，少了那些好处，难不成还能三餐不继、无家可归？贤弟亦是心思灵透之人，勿要被身外之物所累，不如沉下心来，与愚兄一起修史，这部《晋书》，愚兄为你留一个署名的位置，如何？”

宇文俭心里腻歪得不行……

我是找你来对付房俊的啊，结果你却劝我放弃大把的利益，跟着你钻进故纸堆里修史？

修史倒是一件好事，可问题是我那点才学跟你提鞋都不配，我不行啊……

宇文俭郁闷至极，实在是想不到一向脾气暴躁心胸狭隘的令狐德棻，现在居然修心养性返璞归真，将所有功名利禄尽皆抛开，一心一意去编撰史书传诸后世……

这个老东西都“改邪归正”了，难道自己当真就拿房俊那个棒槌毫无办法？